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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达成“汉中协定”
2009-11-03 17:06  

 

  1933年5月,蒋介石调杨虎城十七路军主力三十八军进入汉中,在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的五六百里长的大巴山设防,与红四方面军对峙;与川军南北呼应,对红四方面军形成弓形包围夹击。面对如此战略形势,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潮推动下,民族正义感和爱国热情驱使杨虎城对蒋采取两面方针,他对红军佯攻而实守,并希望和红军打通关系,实现互不侵犯以保存实力。杨虎城终于做出决策,与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举行谈判。并委托驻汉中前线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主持这项机密工作;确定武志平以军使身份出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向红军领导同志陈述在日寇侵略中国部分领土、民族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红四方面军总部高度重视对十七路军这一项联络工作,做出了积极反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参谋长曾中生以及傅钟、张琴秋、郑义斋、苏井观等红军领导人和各方面负责人,都参加了与杨虎城特使武志平的会谈。远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等对此事都给予重视和关注。确定了由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随武志平特使前往汉中,与孙蔚如谈判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条款。经过徐以新、武志平两次往返两军之间,终于1933年6月24日,在汉中与孙蔚如正式圆满地达成了秘密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双方互不侵犯,只要陕军不进攻川陕苏区,红军保证不进军陕西,孙蔚如保证不打苏区;(2)如果红军西进甘肃、打胡宗南,孙部愿给予红四方面军补充部分武器弹药,并予以掩护;(3)红军可以在汉中设立交通站;(4)鉴于形势,双方只能秘密往来,协定不予公开。至此,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正式确立了合作关系。正因为绝密,汉中协定便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鲜为人知的一章。

   由于汉中协定的达成,巴山无战事。经过武志平与红四方面军的共同努力,开辟了由西安至四川的川陕秘密交通线,主要是由汉中城么二拐经大河坎、牟家坝、马桑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凉水井、羊圈关、西河口到达碑坝进入苏区等三条秘密交通线,它成为当时中央、陕西省委、陕南特委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联系的通道。红军和白区地下党建立了交通站,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重要物资以及情报等不断输送苏区。这就是著名的红色交通线。传奇式的人物,神奇的故事,后来成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兰本,出现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作品。

杨虎城写给武志平的信

 

 

 

附:回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期的简要情况

武志平

我于一九三三年初至一九三五年春末,在党的领导下,在川陕地区工作了两年,工作重点主要在白区。工作关系则直接向红四方面军总部负责。我当时公开职务是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参谋。自红四方面军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横越大巴山进到川北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地区后,杨虎城和杜斌丞以及孙蔚如等经过多次秘密会谈,决心派我以军使身份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向红军领导同志陈述在日寇侵略中国部分领土、民族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我向地下党领导同志王右民、宋绮云同志汇报这一情况之后,获得了组织的指示和支持。

一九三三年三月间,杜斌丞由西安到天水孙蔚如部,我们初谈了杨部应与红军和谈的意见。四月二日,我随孙蔚如军长由西安出发赴汉中,五月上旬,我接到杜的一封密信,暗示杨已确定和红军进行友好联络,并拟由我进行这一项工作。于此同时,王宗山(孙部总参议)由西安到汉中,带来了杨给我的信要我代孙进行这项工作。五月十三曰我从汉中化装出发。二十一日到达川北两河口,见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当即将携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其他秘密情报交付给政治部。两天以后在长坪见到张琴秋同志,在苦草坝见到曾中生、郑义斋、苏井观各同志。当时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张国焘。我和张共谈了三次,和曾中生、郑义斋接触次数最多。红军领导同意杨虎城、杜斌丞、孙蔚如提出的主张,当即派参谋部主任徐以新同志和我一道去汉中与孙蔚如面谈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条款。因连降暴雨我们在苦草坝停留几天,于五月二十七日起身,经过空山坝、柳林溪、平溪坝等地,于五月三十一日到达汉中城。我首先向孙蔚如报告了红四方面军派来代表的情况,孙很高兴。约定六月一日在王宗山住所和徐以新同志举行会谈,除孙蔚如代表杨虎城,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以外,参加会谈的还有王宗山和我。会谈的气氛是诚挚的。孙谈西北军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个人对共产党人是抱友好态度的。徐谈到红军的三大任务和在国难当头之际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阐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宣言的精神。对双方关系,孙提出以下五点意见:()希望红军不要在陕南、川北地区发展下去,应向甘肃地区发展。()如果那样做,十七路军愿给红军在后方作掩护,并接济适量的军械弹药。()如果红军仍在川北停留,十七路军决不向红军作真面目的进攻,至于前哨小的冲突,应视为正常的情况。()以当前的形势所限,只能是秘密往来,建立秘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十七路军派武志平和红军保持联系,随时传达双方的意见。徐以新允将上述意见向领导汇报后再作答复。此外,王宗山又和徐以新闲谈了几次。我请示孙蔚如批准,给红军赠送了近两千元的医药等物,还给了一部分陇南军用地图。此后,我便时常住在川陕交界地区的羊圈关以北的凉水井作为联络站,将携带的物品存放在那里,即送徐以新回总部汇报情况。我送徐过了危险地带,约定次日派部队来接运物资。届时果然来了一个连的便衣武装部队,将物资接走了。

徐以新于六月二十四日再次到达汉中,仍在原地址、原来的人和孙会谈了一次,双方同意了如第一次所谈的几项内容。协议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圆满达成了。以后我便经常住在天池寺、羊圈关之间的凉水井,与川陕革命根据地保持联系。党内主要任务,第一,是搜集敌军情报及时送达红四方面军总部,第二,协助后勤总部采购急需物资及转运事项,再则是掩护进出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其次则是公开职务,以孙蔚如三十八军参谋名义在根据地边缘和红军保持接触。因为有了这样的公开职务,给予秘密工作以许多便利。为了物资供应问题,红四方面军财经供给部门总负责人郑义斋同志曾亲到根据地北部据点碑坝镇,和我保持联系,指导我的工作。为了保守秘密,除了从汉中经牟家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此处为小天池寺,以东为大天池寺)、羊圈关、西河口以达碑坝之外,另在分岭老林地带开辟了一条秘密路线。

在汉中,我和三十八军秘书主任徐梦周(地下党员)保持经常联系,他给予我不少帮助,通过徐和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同志建立了联系,张和陕南特委有联系。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旬常黎夫同志到达汉中,常给我介绍张德生同志和我保持联系。

一九三三年底,因为南郑通往西河口的交通线(包括复线)已无从保密,大量物资的运输受到了限制,只能秘密递送情报。为了不使物资运输中断,不得不选择迂远的镇巴县另辟一条秘密交通线。一九三四年二月,在镇巴以南之高脚洞运输了两次。又因该地路途远,土匪多,红军武装鞭长莫及,又改由镇巴西南之长岭通过降头山,在力坝场为物资交接点,这里距我红军三十四团部队驻扎地关门垭十五里。我为了递送情报和掩护干部往来方便起见,仍然住在羊圈关之凉水井。

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间,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建立秘密协定事为蒋介石所侦知,胡宗南派遣特务头目胡抱一常住汉中,名为联络官,实为暗中监视。蒋介石又电令杨虎城、孙蔚如指名缉拿我。孙令我离开汉中他去躲避。我即利用这一机会于九月间到达上海,见到党中央留沪机构负责人王世英同志和靖任秋同志。我向之汇报了一年多的工作。党指示我以赋闲身份仍回汉中做情报工作。孙蔚如虽对此不满意,但我因被蒋帮通缉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处飘流,随时有被捕危险,那样于孙也不利,也只好在十七路军防区内住下去为宜。孙对此同意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党中央组织派王超北护送潘自力同志持介绍信到汉中找我,令我送潘去川陕革命根据地。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在此之前,还护送张光远同志去川陕革命根据地。那一次是通过常黎夫同志交付给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初,我红四方面军之一部进攻汉中,迫近汉中城郊。我正苦于所获情报无法送出。孙蔚如又找我去红军指挥部重申互不侵犯之约。我即利用这一机会出了围城,于二月十六日到达勉县前方总指挥部,然后又到川北旺苍县总后方报告了敌情。在旺苍县和李家坝住了约一个月,又奉指示返回敌区。我在汉中结束了为时两年的工作,于五月离开了汉中。

 (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

本文原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总第十五期(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

武志平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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