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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慕曾生前身后事
2016-06-03 10:14 沙建国 

王慕曾生前身后事

沙建国

陕西勉县,原名沔县,因沔字冷僻,1964年国务院发文通知,将沔县改为勉县。

在勉县,现今人们有时还会提起一人,他,就是民国时担任沔县县长的王慕曾。对此人,评说不一。他下令杀害了勉县籍女共产党员刘彩凤;在陕西临潼和宁强任县长期间,奉上级指示,迫害过中共地下党员。如,在宁强曾将刘甲三诬以“贩卖大烟”罪逮捕,施以镣铐,解往西安。在沔县任职期间,他也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王比较重视教育,亲自踏勘、征地,修建“沔县县立初级中学”,自任校长。这所学校,即今勉二中的前身。

关于王慕曾的情况,1988年出版的《勉县志》,这样记载:民国二十九年任沔县县长,翌年正月初六,下令逮捕中共党员刘彩凤,四月初四夜杀害。以通匪罪枪杀原县财委会主任朱慎德,逮捕原陕西省财政厅厅长侯建尘。三十年夏,主持筹建县立中学,即今勉二中,自任校长。三十一年,征黄龙、铎水两乡民工修黄龙渠,灌田524亩。三十二年,逼反陈克金,驻菜马河围剿,将所杀群众之首悬于城关镇,遂因“怂恿保甲,逼民为匪,谎报军情,欺骗上级”被撤职。后任汉中绥靖公署秘书、宁强县长。解放前夕回浙江,1951年以杀害刘彩凤烈士罪在上海被处决。

其实,这个记载是不全面和严谨的。王慕曾是个什么人?现据市档案馆所藏史料辑录于下:

曾任沔县县长的王慕曾(1901—1951),字沂斋,浙江新登县长盘村(今富阳市)人。其先祖明朝时,由河南固始以军职而屯田,落户于长盘村。祖父王亦城勤劳,致家境渐兴。父亲王俊卿曾就读于浙江法政学校,当过地方官吏。民国初,王家成为士绅之家。 
    14岁时,王慕曾毕业于新登公立高等小学(新登中学前身)。17岁时,助堂兄王衷海辑家谱。衷海为清末拔贡,曾在杭州弘道女中等多所学校任教。衷海劝说叔父俊卿应将王慕曾送去深造,不致于使其埋没乡间。王父听劝后,送其去嘉兴秀州中学就读。毕业后,考入浙江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攻读法律。 
    1928年,王慕曾因毕业成绩优异,又因实习考评为“优秀”,被破例选拔为浙江浦江县长。后辗转在江西庐山、陕西西安、咸阳、临潼、沔县、汉中专员公署、宁强县任职。在江西庐山任职期间,日本间谍化装成轿夫,刺探国民党军“军官训练团”秘密,王率属下将其抓获。王受到蒋介石褒奖。 
    抗战胜利后,王慕曾厌倦宦场,弃职回乡经商、憩隐。国民党摒弃国共合作,于1947年悍然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却由国民党“内定”,为了粉饰,又让地方“竞选”。新登县代表“内定”的是叶青,叶是陈立夫的学生。而地方士绅不满,推出王慕曾与其竞选。国民党县党部找王谈话,劝他“作退让”,因地方士绅支持,王不为所动,终以绝对优势战胜叶青,当选为“国大”代表。 
    1949年春,王由司法部长赵琛推荐,任上海提篮监狱典狱长。该监狱有“亚洲第一监”之称,直属司法部领导。其中关押有重要罪犯,如汪精卫之妻、汪伪汉奸分子,也有中共地下党员、民主进步人士等。 
    上任不久,国共谈判决裂,我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并迅速攻占南京等地区,上海成了孤城。王慕曾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急另觅出路。其时,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正为营救提篮桥监狱的同志而犯愁。党组织负责人吴克坚,委派徐大可、翁正心等,以民盟参政员身份,与王接触。几次接触后,徐大可等亮明了身份,代表中共地下党向王提出要求:欢迎王的反正,要求其尽一切努力,确保狱中同志的安全。王应诺。 

    其后,王拖延时日,不让当局将中共囚犯移押于舟山。1949年5月下旬,汤恩伯逃离上海,王应狱中同志要求,打开狱中军械库,将所有武器交给了我中共地下组织。 
    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王向军管会移交狱中档案,并接受军管会的安排,参加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担任法院公设辩护人。 
    1951年“镇反”中,由于王的历史复杂,加之当时国民党特务不断骚扰,社会局势纷繁。在此情况下,7月,王被杀。1985年12月,上海市高院查清案情,予以平反,王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王慕曾有五个子女,解放后散布于各地工作;侄辈多人,大都大学毕业,有的还获有博士、硕士学位,供职于外地或者国外。

其“起义投诚”之事,有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1949年5月上旬,一日,上海一街道上,驶来一三轮,在绿叶西餐馆门口停下。车上,下来一位中年绅士,头戴藏青色法兰西圆盘帽,身穿深灰华葛呢长衫,左手掖着只黑色皮包,略显富态的脸上架着副金丝边眼镜。他,就是王慕曾。

他担任上海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别小看这职务,这所监狱,有“亚洲远东第一监狱”之称,里面关押着许多重要囚犯,如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等。典狱长的职务虽不起眼,却是个中央特任的二级官员,由司法部长赵琛委派自己有着“国大代表”光环的亲戚担任。按说,在这风雨飘摇时,不应接手这“烫手山薯”,可精明的王慕曾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借此寻找契机,觅得自己的新生之路。

 上任第三天,翻阅案卷,王发现一位叫田大成的民盟囚犯,是他昔日的同学翁正心。他将其提到办公室,告诉他,你的案情不重,且查无实据,可取保就医,监外候审,并于当天帮办好了手续。送别时,王向其隐约透露自己想参加民主党派的意愿。孰不知,翁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翁将此情况遂向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汇报。吴吩咐翁继续以民主同盟参政员的身份与王接触。经几次交谈,彼此都表露心迹,并约定了正式会谈的时间。

 此时去西餐馆就是会谈。王慕曾推门进来,见到了吴克坚、翁正心等。吴赞扬王的急流转舵,鼓励他立功,说:保护狱中同志安全,在你的历史上将添上光荣的一页。王十分激动,频频点头,说:“鄙人将尽一切努力。”他从黑皮包中抽出一页纸,说:“这上面可有你们要的?”吴克坚一看,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陈大庆签发的移押绝密令,明天将移押的囚犯名单中,竟有十多位地下党的同志。吴指着一个个名字,郑重地说:“这些,我们都要,望大力协助。”王虔诚地说:“请放心,鄙人会全力以赴。

王回到监狱,叫来他的妹夫、总务课长赵伯勋,向他简要介绍了与中共地下党人士会见的情况等。赵也说到一事,即监狱有几位有钱的囚犯,害怕上海不保后落入共产党手中,自己没好果子吃。其家属行贿,希望能将这几位有钱的囚犯移押走。赵伯勋掏出一张纸条,说是陈大庆手下的孙崇夏刚才派人送来的名单。王接过一瞧,情不自禁地说:“好极了!”他向赵如此这般地面授一番机宜。

 次日晨,一艘小火轮停泊在黄浦码头,满载着百十号囚犯及押送人员,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孙崇夏奉命前来检查。一核对清单,问赵伯勋:“怎么少了这么多?”赵伯勋懊恼地说:“总共这么点转移费,大船租不起,小船又装不下。”他故意将孙崇夏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为了你的这几个人,昨夜我几乎向大舅子下跪了。末了,还教训我说下不为例!”孙自知心中有鬼,飞快地在清单上签名,命令启锚。

 数日,孙崇夏又来电话通知王:囚犯都要转移。王以租不到船为借口,拖延着,一直拖到了5月中旬末。又一日,孙崇夏又打来电话,要王明天将囚犯全部转移舟山。王声称租不到船,电话那边的孙崇夏口气也很硬:“汤司令已备有铁甲战船。”末了,还补了一句说:“陈司令明天将亲自来提篮桥检查!”

 王感到事情紧急,便求计于地下党。他告诉翁正心,请他转告吴克坚,有重要情况汇报。旋即接到回话,让他去爱俪园会面。

 王与吴、翁见面,议定了主意。吴指指旁边的一人说:“这位是林亨元先生,随你回去,狱中同志由他组织指挥,我会在外面组织人员配合。”王说:“林先生请跟我走吧!”

 5月22日,监狱百余名准备移押的囚犯整顿好行囊,等待检查后出发,而所有的地下党员及部分民主人士已发了枪,伪装生病,移住在了狱中的“感化院”,一旦第一套计划行不通,就实施第二套计划即“武装砸狱”。

9时整,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率宪兵、军车来接收囚犯。王慕曾也是一身戎装。他将陈迎进办公室,倒茶,然后递上囚犯清单,随附一份留狱囚犯名单。陈问:“这些人为什么留下?”王答:“实不相瞒,狱中卫生设备差,眼下染上了病。”陈说:“不妨,可一起带走!”“报告司令,万万使不得!”王啪地立起来,神色凝重地说,“卑职要对党国负责,将疫病犯送上了舰,如果传染给将士们,责任重大!”他见陈呆着不出声,补充一句:“司令如有为难之处,慕曾赴台之日将向委座面陈一切。”说着,有意按按腰间的“中正剑”。这个动作,使陈大庆猛然醒悟:眼前这位职位不高的典狱长,来头不小。当年,蒋介石当着众多高级军官的面,称赞王慕曾是“军人之楷模,党国之中坚,”并解下自己所佩的“中正剑”,亲自系在王的皮带上。想到此,陈说:“好,那我去瞧瞧。”王用手一拦,说:“犯人染的是‘虎列拉’,司令不如另派个人。”陈一听,这“虎列拉”又名霍乱,极易传染。陈对王点点头,随即吆喝:“孙处长,那你去瞧瞧!”王随即叫来妹婿赵伯勋,轻声交代几句,由他陪同孙去。

半个钟头,孙惊慌地回来。原来他一到门口,便被几个穿白大挂的医生模样的人拦住,不由分说地喷了一头药水,给穿了隔离服,戴上大口罩,并告诉他,出来后还得消毒。吓得他哪里还敢看。他告诉陈:“这都是些患病的囚犯,看来没几天可捱了!”陈不再过问,遂令将囚犯押上军车,开走了。

  王带赵伯勋来“感化院”,让赵在门口看着,不让其他人进。他向监狱的人道了惊,告诉他们:这里我作主,你们自由了,可以离开监狱了。林亨元提出,汤恩伯他们虽然走了,但上海还在国民党手中,现在外面很乱,组织上要我们在狱中武装待命,还望王先生通力合作。王表态说:“鄙人完全接受贵党调遣。”

 从此时起,提篮桥监狱每所小号门都打开,地下党员等骨干都手执武器,严守监内重要岗位。

     5天后,南京路红旗挥动,军号震空,提篮桥监狱大上海一道,回到人民手中

史料载,王慕曾1951年被人民政府批捕后,曾向提篮桥监狱被营救出狱的同志求救,有人曾去函说明,但对他的被判死刑未起作用。是年7月,王在上海被枪决。原因是,王在“镇反”中,陕西来人举报其捕杀过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等。

上海市军管会1951年第1897号决定书称,王慕曾是戴笠的亲信爪牙,蒋匪反动集团要员。在陕西临潼当县长期间,逮捕数名进步青年,这些人被解送西安集中营后遭杀害;还亲自捕杀一名进步人士。解放后,抗拒参加反动党团组织登记,在上海解放时乘秩序混乱指示爪牙阴谋破坏,并隐瞒其身份和反革命罪行。罪大恶极,怙恶不悛。决定书并未提及王的提篮桥监狱“营救之功”。但1985年的平反,总算是对“营救之功”的一个欣慰的交待。

               作者:沙建国 陕西汉中市档案局

                         201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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