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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汉中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2019-01-16 17:37 汉中市档案局 孙启祥 

 

 

谈谈汉中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孙启祥

 

    提到汉中文化,人们常常说底蕴深厚、丰富多彩,但究竟如何表述,人们又往往引用2006年中央电视台对汉中被评为历史文化魅力城市时的颁奖词,或学者们“汉中是最早的天府之国”、“汉中是中国人的老家”云云。其实,中央电视台的颁奖词不伦不类、多有语病,甚至定性错误,有些学者的随口恭维话也不可当真。如果我们给汉中历史文化如此定位:“汉中是古人类生息繁衍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系兴衰,物富南北,开放度高,包容性强的文化名城、天府之国”,应该说比较贴切。

一、汉中文化的深厚渊源

汉中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通过重大的考古发现、丰富的历史传说、辉煌的三代历史、璀璨的河山文明得以体现。

(一)重大的考古发现

汉中是古人类生息繁衍之地。文物普查资料证明,汉中的秦岭巴山之间、汉水两岸,几乎都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

位于汉水南岸的南郑县梁山,属大巴山余脉,主峰海拔1035米,山势主体由古生代海相地层石灰岩构成,基岩裸露,山坡较陡,顶端略平。这里的地质由前震旦纪花岗岩和震旦纪硅质灰岩,以及第四纪砾石、砂土构成,地层中古海底生物丰富,生物群组合特征明显。旧时被誉为“汉中八景”之一的“梁山石燕”,即为古代海底腕足类动物化石;还发现大量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是研究古生代的理想区域,素有“袖珍地质博物馆”之称。梁山东麓汉江谷地向大巴山过渡的缓坡丘陵地带梁山镇龙岗寺石器时代遗址,是汉水上游重要的考古发现,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是汉中石器时代遗址的代表。这里北临汉江,南带濂水,近水向阳,地面上就散布着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石器原料有脉石英、火山岩、石灰岩、凝灰岩等,制法多采取直接打击法和石片加工法,种类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和石球等,其中以刮削器最多。尖状器又有三棱大尖状器、“手斧式”尖状器和四棱尖状器之分。

    梁山旧石器遗址填补了汉水上游旧石器时代的空白,是国内外关注的考古发现,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即对其进行地质调查研究。1980年,西安矿业学院地质系教授阎嘉祺在梁山调查采集了数以千计的旧石器,并发表《陕西汉中地区梁山首次发现旧石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论文,认为龙岗旧石器应断代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阶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魏京武先生对梁山进行了大范围的科学调查,与阎嘉祺联名发表《陕西梁山旧石器之研究》(《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对梁山旧石器遗址的科学定性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教授1982年至2005年多次实地考察后认为:“龙岗文化遗址,是亚洲第三处重大猿人遗址。”美国奥勒根大学迈尔·阿金斯教授参观龙岗寺遗址及出土文物后感叹道:“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源”。1992年2月10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批旧石器日前在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出土,经有关专家鉴定,这批旧石器距今约120万年以上,早于蓝田猿人遗址。从石器的打制技术看,当时的人类极为笨拙,表现了从猿到人的原始性蒙昧程度,这是旧石器时代猿人由北向南迁徙生活与生存的又一证据。”2014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社江等9人联名在《人类学学报》发表《汉水上游汉中盆地新发现的旧石器及其年代》曰:“证实汉中盆地古人类活动的时代最晚在60 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当然,这只是考古工作者的直观判断,其科学依据还有待考古报告的证实。此外,汉中境内的略阳史家院,勉县温泉、胡家渡、杨家湾、赤土岭、金寨、黄沙,南郑凤凰山,城固陈丁村、斗山、地河坝,洋县金水、八龙、杨家山、大坝沟等地,都留下了古猿活动留下的遗物。

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湾、红岩坝,勉县温泉、仓台、罗家营、定军山,城固县莲花池、淡家嘴、江湾、宝山,洋县姜家坎、土地庙、张家堡、浮石寺、窑沟等地,是汉中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出土的石器有磨光扁平舌状石铲、尖状器、刮削器、斧、铲、锄、锛、凿、敲砸器、磨盘、棒、石球、石饼、弹丸等,磨制为主,打制次之,也有琢制的;骨器有铲、锥匕、两端尖状器、骨镞和针等,陶器有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圏足碗、三足罐、平底钵,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圜底钵、平底碗、尖底瓶、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敛口平底钵、釜形鼎、折沿盆、双唇口尖底瓶,龙山文化折肩瓮、双耳罐、豆、簋、碗,陶质分别为泥质内黑外红陶、夹砂灰白(褐)陶、泥质黑陶、泥质或夹砂红陶、泥质灰陶、黑陶、红胎黑皮陶等。

上述新石器时代遗存,对研究史前人类活动意义重大。有的证实了考古文化的早晚,有的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经济的综合史料,有的提供了古代各种、各地文化交流的证据。李家村和龙岗寺遗存从地层顺序上、何家湾遗存从C-14测定年代上证实了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早于仰韶文化。何家湾遗址老官台文化李家村时期稻壳印痕的发现,说明7000年前汉中先民已种植水稻。龙岗寺遗址揭露出的一处基本保存完好的氏族公共墓地,为研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墓葬布局、埋葬习俗、社会经济及社会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城固宝山出土的陶盆、罐的器形、彩陶纹饰的弧带纹有仰韶文化前期半坡类型遗风;陶罐壶、瓮、尊的器形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或龙山文化;宽沿折腹尊和陶器的链环状堆塑纹、禽爪迹状纹饰也见于川西宝墩文化。这些发现,从考古文化上证明了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在汉中的交汇。

从20 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城固湑水下游五郎、宝山、龙头、王家湾、西坝、原公、莲花、吕村、苏村一带,洋县马畅安冢、范坝、张村、张堡、龙亭、县城北环路等地,先后出土殷商青铜器700多件,学界称之为“汉中青铜器”或“城洋青铜器群”。城洋青铜器分兵器、礼器、饰器三大类,鼎、尊、罍、瓿等礼器属于中原风格,四足鬲为所见商代最大,有两件礼器上有铭文;戈、镞、矛、钺等兵器及兵器上常见的饕餮纹、夔纹、云雷纹与中原铜器纹饰相同,蜈蚣纹、人面纹等纹饰地方特色鲜明,并被巴蜀继承。大量青铜三角援戈的出土,还显示汉中青铜器影响了关中西部的先周文化和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研究表明,在把中原商文化向巴蜀传播的同时,汉中的青铜文化也有独立发展的成份,并影响到巴蜀和其他周边地区。城固县宝山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文化遗址,存续年代长,遗存丰富,文化多样,除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存外,主要是以房屋、墓葬、陶器、青铜器为主的殷商文化遗存,且与周边文化有一定的关联度。赵丛苍、王志友等先生认为,宝山遗址的主人,同为城洋青铜器的人类共同体,因此提出命名“宝山文化”指代汉水上游此类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

(二)丰富的历史传说

历史传说是远古历史的真实口碑和后人对其想象、认知的结合。作为一个百万年前即有原始人类活动的地方,汉中产生了许多中华民族的历史传说,它与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一起,共同书写了汉中文明起源的光辉篇章。

三皇出褒谷  “三皇出谷口”传说是有关汉中的最早的神话故事。三皇”指盘古开天辟地后上古时期陆续出现的为人类做过特别重大贡献的三位伟大的神祇,其称谓及所指众说不一。汉代将本具有神性的“三皇”具体人物化,《尚书大传》谓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为三皇,《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以天皇为伏羲(羲皇)、地皇为女娲(娲皇)、人皇为神农(农皇)。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二《序志》载:“《蜀纪》言,‘三皇乘袛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这里的《蜀纪》,指托名东汉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斜谷,是褒斜谷或褒斜道的简称,这里指今汉中市西北的褒谷口。按照秦宓的说法,远在上古时,三皇曾乘袛车出褒谷口,此说不单为《华阳国志》所采,也被记入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也有人认为三皇出褒谷口的说法错误,见《路史·前纪二》南宋罗苹注、今人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个传说,反映了汉中文化渊源之深远。

伏羲、女娲与汉中  伏羲女娲是汉代典籍中位列三皇的人物,传说他们是华胥氏的儿女,“伏羲鳞身,女娲蛇驱”(《文选》卷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师(效法)蜘蛛而结网”(《抱朴子·对俗篇》)、女娲“抟黄土作人”(《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义》),后兄妹而结为夫妇,成为我们的先祖。在汉代的石刻画像与砖画中,常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腰身以下紧紧地亲密地缠绕在一起的形象。关于华胥的地望,有山东泗水和陕西延川、蓝田诸说。今人研究认为,洋县境内华阳湑水一带是华胥氏居住之地。王大有先生《三皇五帝时代》曰,华胥氏属于燧人氏时代之氏族,燧人氏逐步东迁,“秦岭南的华阳,其南有洋县,西有湑水,又西有褒水。这个湑水,当是华胥之胥族所居之水。”与此观点相呼应的是,汉中的古代人物传说中,与华胥氏之儿女伏羲、女娲也发生了联系。

在西周末期,汉中出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关于褒姒之出身,《国语·晋语一》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代的褒国,在今汉中市西北,褒人乃禹之后裔。“同”,即交合之谓。根据《国语》的记载,褒姒因“同于王庭”二龙之唾液而生,因其不祥而被弃之于野,后为褒人夫妇抱养长成一名美女。闻一多先生《伏羲考》曰:“‘二龙同于王庭’使我们联想起那‘左右有首’的人首蛇身交尾象”,“由二龙为‘同于王庭’的雌雄二龙推之,所谓‘二君’自然是夫妇二人。夫妇二人有着共同为人‘先君’的资格,并且是龙的化身,这太像伏羲、女娲了,伏羲本一作包羲,包褒同音,说不定伏羲氏与褒国果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闻一多进一步研究认为,伏羲氏和夏禹皆以龙为图腾,而龙图腾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禹为姒姓,姒姓即巳姓,伏羲風姓,“風”从“虫”,而“虫”与“巳”在卜辞里是一字,“‘風姓’或‘巳姓’译成今语,都是‘蛇生的’(‘生’‘姓’古今字)”。显然,褒姒出身传说是伏羲、女娲传说文化内涵的具体化,汉中褒人与伏羲、女娲有十分亲密的关系。同时,按照《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巴国人的始祖就是伏羲的后代,而汉中是巴人的起源地之一,这与华胥氏居汉中、伏羲大禹之后封汉中、褒姒出身传说中的伏羲女娲色彩都是一脉相承的。

炎帝生于汉中和炎、黄后裔在汉中传说  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关于炎帝的传说内容最丰富、资料最庞杂,炎帝所处时代、所属氏族、所历事迹随之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关于炎帝的身世,《国语·晋语四》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曰:炎帝“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其中的“华阳”,《书·禹贡》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山海经》中以秦岭南麓为华阳,即今汉中一带。对《国语》、《帝王世纪》中的史事,王大有先生在《三皇五帝时代》对炎帝魁隗氏生于洋县的的考证推论甚为细密,并勾勒了一幅炎帝生活迁徙的路线图。汉中地方学者刘长源、梁中效等也撰文论述这个问题。

关于炎帝、黄帝后裔在汉中的生活,学界研究认为,炎帝后裔赤氏族、丙氏族、午氏族、彤鱼氏族和黄帝后裔酉人、骆明、白马等都曾徙居汉中一带。何光岳《炎黄源流史》、阎德亮《中国神话文化寻踪》认为,汉中的赤崖、赤阪、丙、酉水、子午谷、午子山、午子洞、骆谷、白马等地名,都源于炎、黄后裔的居住。

舜居“妫墟”与禹治汉水  帝舜居“妫墟”、大禹治汉水和古梁州治所在汉中是汉中与信史最近的历史传说。帝舜又称虞舜、有虞氏,是传说中用“八元”、“八恺”,逐“四凶”,任命大禹治水,以“德”、“孝”闻名的古代帝王。《水经注·沔水上》云:“汉水又东径妫虚滩”,妫墟即传说中舜之居地。妫墟的位置说法不一,《后汉书·郡国志》谓在城固县西北。今人研究认为,汉中“妫墟(姚墟)只能是舜的后裔妫姓或姚姓迁居于此,故而得名,并非舜的生地;今城固县虽有舜祠,乃是表示对舜的怀念,并非舜的遗迹”(阎德亮《中国古代神话文化寻踪》)。

传说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与禹的出生地西羌毗邻、地处汉水上游的汉中,根据《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等记载,认为发源于境内的汉水是大禹亲历之区,并将汉水源头光怪陆离的文字(或曰符号)解释成禹之遗迹,在嶓冢山下建祠纪念。与此相呼应,先后出现了禹定九州和舜置十二州的说法。尽管“九州”、“十二州”之说只寄托着古人的政治理想,并非真实存在。但自南宋《舆地纪胜》卷一八三记载“梁州山,在南郑县东南百八十里,与孤云、两角相接。大山四围,其中三十里许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之后,今天汉中的人们,愿意相信古梁州的治所在今南郑县东南回军坝的天池梁,以彰显汉中的地理、文化地位。

(三)辉煌的三代历史

夏、商、周三代是汉中文化活跃、辉煌的时代。褒国的建立、甲骨文透露的历史信息、青铜器的铸造、巴蜀人随周师伐殷等史事,反映了当时汉中的历史文化地位。

大禹治水成功后,受舜禅让而继帝位,国号“夏”。禹卒,其子启即位。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褒氏作为十二个姒姓联盟部落之一,被封于今汉中市西北。作为汉中历史上明文记载的第一个具有诸侯性质的政权,褒国的建立,表明汉中成为早期的“王畿”和“华夏”中的一员,对开启汉中文明、彰显汉中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周末年幽王的宠妃褒姒就出于此。

在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中,有“妇好……伐巴方”、“我収(登)人伐巴方”、“伐缶与蜀”、“缶眔蜀受年”、“我贞,至蜀无祸”等卜辞,学界研究认为,“缶”即“褒”,“巴”、“蜀”、“我”皆殷商时汉水上游方国或地域名称。此类卜辞中蕴含了公元前13世纪商帝武丁与其妻妇好伐巴方,商王朝进攻褒、蜀,以及汉水上游方国、族群之间的冲突等大量有关汉中的历史文化信息。

殷墟甲骨文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以城固宝山遗存、城洋青铜器为主体的“宝山文化”,反映了商代汉中的辉煌历史。在商王朝多次与汉中境内的褒国和氐、蜀、巴人发生战争的同时,商人的青铜文明也传入汉中,并通过这里发扬光大。学界研究认为,“以城洋为代表的汉水上游在商代中期和晚期前段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郭妍利《城洋青铜兵器研究》)这个活动中心将商文化进行吸收和因地制宜的改变,然后又影响到周边。考古报告证实,广泛分布于川西平原的周代墓葬中出土的柳叶形矛、三角援戈、柳叶形短剑等青铜兵器,是城洋青铜兵器的演变。青铜器或青铜器铸造术向巴蜀、宝鸡、安康地区的传播过程,也是商文化、汉中地方文化向这些地区的传播过程。

殷末,西伯昌(周文王)的势力已达汉水流域,周人通过褒斜道、汉水经营“南国”。西周初,汉中境内的方国、部族随周武王伐纣,是汉中先民谱写的光辉篇章中的重要一页。《书·牧誓》载,武王发伐纣,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加;《华阳国志·巴志》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当时的汉中,为巴、髳、微、羌、蜀人杂居之地。“前歌后舞”之谓,形象地描述了巴、蜀人喊着口号,舞着盾牌,冲锋陷阵的情景。其“舞”,后世谓之“巴渝舞”,至今民间还有遗痕。灭商后,汉水上游的巴国受周封赏,成为“汉阳诸姬”之一;而褒国则与周室世代友好,为周人主旱山之祀。

(四)璀璨的河山文明

人类文明从山林中走出,沿河川前行。秦岭、巴山山脉及嶓冢山、旱山等山峰,汉水、嘉陵江及湑水、褒水等纵横交织的河流,孕育了汉中文明,人们在此面水而歌、筑城而居,其乐融融。山河,既满足了汉中先民的生存需求,也为他们走向外部世界提供了通道,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汉水神韵  汉水又称沔水,是古代人们寄托政治理想、激发生活情趣的河川之一。古人认为汉水与天上的银河相通,故《诗·小雅·大东》曰“维天有汉”。战国时,孟子用“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滕文公下》)论述天下大势的治乱顺逆;楚汉相争时,萧何用“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汉书·萧何传》)来劝说刘邦接受“汉王”之封;曹魏时,孟康也有“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汉书·萧何传》颜师古注引)之论。“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小雅·南有嘉鱼》)、“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国风·汉广》),《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反映了古人对汉水的赞美,对生活的憧憬。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沔水作为华山以西四名川之一,以“汉水游女”为汉水女神,立祠于汉中祭祀,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汉末。汉水女神的原型,一般认为是陪伴周昭王南巡而溺于汉水的两位侍女。屈原第一个将汉水女神转化为“湘君”、“湘夫人”,纳入文学的畅想之中。屈原之后,在汉代扬雄、马融、张衡、王逸,魏晋时阮籍、陆机、何逊,唐宋时李白、孟浩然、苏轼等的文学作品中,作为汉水女神的“游女”、“汉女”都是他们寄情的对象。而曹植在《洛神赋》中,则将“汉滨游女”、“南湘二妃”与他心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宓妃相提并论。

嶓冢圣迹  坐落于宁强县西北、曾被作为汉水发源地的嶓冢山,是频频载入上古典籍的一座名山。传说大禹治水,嶓冢山是其亲历之区,故《书·禹贡》和《史记》中均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记载。为纪念大禹,后人在嶓冢山下修建了禹王宫(亦称嶓冢祠),与禹都安邑、禹陵会稽之禹庙在明代并列为全国三大禹庙。嶓冢山石牛洞石牛背部有8个光怪陆离的古字,人们对其多作辨识而终无定论,诗人笔下的“夏禹崩来一万秋,水从嶓冢至今流。当时若诉胼胝苦,更使何人别九州”则是对这处圣迹的最好诠释。

旱山雅歌  “瞻彼旱麓,榛楛济济……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诗·大雅》中这首名为《旱麓》的诗篇,既赞美了旱山一带的自然风光,又记录了周王室的祭祀盛况。按照宋代地理书和明代地方志的记载,旱山位于南郑县(今汉中市)西南六十五里故廉水县境内,清代以后,人们逐渐将它与南郑县南三十里的汉山合二为一,称作汉山。旱山是古代汉水上游著名的神山,世传灵异,褒国人常在此奠祭祈年。旱山脚下,林木茂密,藤蔓盘绕,雄鹰在天空翱翔,鱼儿在深渊跳跃,金玉的酒器,醇香的美酒,一派怡然自得、富庶祥和的气象。通过《旱麓》诗篇,不只可以领略周天子于此会见南国诸侯,与褒国国君一起祭奠旱山、赞颂周文王的壮观场面,亦可感受汉中文化渊源之深远、古代地位之重要。

褒谷流彩  在今天汉中市博物馆的陈列室里,被奉为书法瑰宝的“石门十三品”石刻不时引来游人的啧啧称赞,它是当代人为修建水库而从汉中市西北的褒谷口凿迁于此的。褒谷口即古道褒斜道的南口,它既是汉中先民溯褒水走向关中、走向中原的起点,也是中原王朝沟通西南的中转站。东汉永平九年(66)开通褒谷石门隧道后,在隧道两壁及南北山崖间逐步形成了100多方摩崖石刻,其中以汉《石门颂》、北魏《石门铭》、南宋《山河堰落成记》为代表的十三品最负盛名,极具史料和艺术价值,日本友人有“汉中石门,日本之师”之誉。褒谷的山水风光还激发了从古至今画家的创作灵感。宋代敦煌壁画《峭壁上的栈道》,元代赵孟頫《蜀道难图》,明代谢时臣《蜀道难》、沈周《蜀道难》,清党居易《云栈图》、顾符稹《汉中胜览图卷》、王翚《蜀道寒云图》、无名氏《连云栈道》、《陕境蜀道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当代张大千《蜀道行旅》、殷梓湘《蜀栈连云图》、方济众《蜀道新秋》、赵世钧《石门颂》、项宪文《蜀道探幽》、张维铮《古褒斜道长卷》等以蜀道、褒斜道为素材的著名绘画,更使褒谷成为有形之诗、流光溢彩。

 

二、汉中文化的深刻内涵

 

汉中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深邃的,这里主要从诗文、宗教、科技、民俗几个方面作一概括。

(一) 繁盛的诗文

古代汉中是诗的国度、文的沃土,诗文体裁广泛,内容绚丽,从上古至晚清,历久不衰。

诗骚风雅  汉水流域是中国诗歌诞生的摇篮,《诗经》、《楚辞》皆与汉水密不可分,《诗经》中的“风”、“雅”、“颂”中均有有关汉中的篇章,而在《周南》、《召南》中更有集中描写。宋代学者郑樵说:“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骚人辞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关于“二南”的地域范围,南宋以来一般学者均认为在秦岭以南汉中至湖北襄阳一带汉水上中游地区。《诗经》中《兔罝》、《汉广》、《殷其雷》、《南有嘉鱼》、《南山有台》、《旱麓》、《殷武》等篇章,均与汉中直接相关。《楚辞》亦孕育于汉水流域。钱穆先生在《<楚辞>地名考》中考证,《楚辞》所记之湘、沅、澧诸水皆在今汉水流域湖北省境,以后楚人南徙,这些地名随入湖南,“屈原放居汉北,其自沉亦在襄汉之域,否则或在淮汝,而决非湖南之湘水。” “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楚辞·九章·思美人》),在屈原笔下,汉水源头的嶓冢山,与“昆仑”、“西极”一起,成为令人向往之地。

汉晋奏疏  汉初汉王刘邦自南郑(今汉中市)出定三秦,进而称帝践祚,奠定了汉中在两汉400年间无以替代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南北政权的“拉锯”地带,汉中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许多志士仁人纵论天下、评谈时势的对策、奏疏在汉中应运而生。西汉初韩信的《登坛对》,东汉末李朝撰、马超领衔的《上汉帝请先主为汉中王表》,是汉王刘邦、汉中王刘备通向皇权之路的重要篇章;西晋江统《徙戎论》中“各附本种,反其旧土”、北魏王远《石门铭》中“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等内容,反映了汉中与氐、鲜卑民族的关系;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西晋汉中太守李密的《陈情表》,是文学史的重要素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为千古警句名言;汉末陈琳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北魏李冲的《谏戍南郑疏》,为我们留下了“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也”等关于汉中地形和战场策略的不朽描述。

唐宋诗文  唐宋660年,汉中是蜀道这条璀璨的“诗路”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王勃、沈佺期、李白、杜甫、岑参、刘禹锡、元稹、李商隐、胡曾、唐彦谦、郑谷、宋祁、石介、赵抃、梅尧臣、文同、苏轼、陆游、辛弃疾、陈亮、范成大、汪元量等,或游历汉中,或与友人唱和赠答,皆留有脍炙人口的“汉中诗”。“山月临窗近,银河入户低”(沈佺期《夜宿七盘岭》)、“秦开蜀道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留”(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陆游《归次汉中境上》)“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辛弃疾《木兰花慢》),至今人们耳熟能详。

唐宋时,众多优美的散文因汉中而产生。唐代柳宗元的《兴州江运记》和宋代雷简夫的《白水路记》,是有关嘉陵江水文与航运的历史地理文献。中唐欧阳詹的《栈道铭》对秦蜀栈道交通描写之生动形象无出其右。晚唐孙樵的《书褒城驿壁》以“天下第一驿” 褒城驿的荒芜残破推及天下的吏治腐败,成为针砭时政的不朽篇章。北宋文同的《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和《奏为乞置兴元府学教授状》,是后世研究汉中农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重要文献。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系中国书画史上的经典画论之一。南宋陆游的《成都府江渎庙碑》,是研究汉水发源地的重要史料。

元明清行记文学  元明清时期,国都北居幽燕,长安、汉中虽然相继衰落,但仕宦汉中或者游历蜀道的官吏骚人仍然不绝于途。与此同时,中外人士有关蜀道、汉中的游记、笔记,成为这一时期记录汉中风物的重要形式。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之一一二章中从地理、风情、物产等方面对汉中的描述,是研究汉中历史的重要素材。明代以降,何景明《雍大记》、王士性《五岳游草》、郭子章《蜀游草》、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和《秦蜀驿程后记》、张邦伸《云栈纪程》、陶澍《蜀輶日记》、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张素含《蜀程纪略》、俞陛云《入蜀驿程记》和日本人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等,都是记录汉中历史地理和风俗文化的重要文献。

明清时期中国文学的主流已经由诗歌过渡到小说、戏曲,文学家们诗歌中的汉中书写显得稀少寥落,自然无法与唐宋相颉颃,但也并非乏善可陈。何景明、杨慎、赵贞吉、王士性、吴伟业、王士禛、郑日奎、张问陶、严如熤、林则徐、曾国藩、吴大澂等,或者曾经亲历汉中,赋诗言志,或者异地相赠,寄托情思,都有歌咏汉中的诗篇传世。这些诗篇,以栈道纪行、遗迹凭吊、人物咏叹居多,但也不乏赞美山川的佳作。明代隆庆年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辞官归乡途经紫柏山张良祠写下的《怀山好》,地理学家王士性出川过陕途经张良祠步赵诗原韵所作《怀山好歌》,以及多首仿《怀山好》诗和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赴云贵总督任路过留侯祠所作《过紫柏山留侯祠》诗,都是歌咏张良品格、发怀古之幽情的佳作。王士禛在汉中境内作诗约30首,他的《七盘岭》:“川原尽沃野,天府如关中”和魏源的《栈道杂诗》第七首:“沔汉信天府,乾坤分两戒”,先后重申了汉中的“天府”概念。王士禛的“平芜蹀躞连钱马,近郭参差橘柚村。万叠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次汉中府》)、郑日奎的“栈阁北来连陇蜀,汉川东下控荆吴(《汉中府》)”、吕履恒的“蜀道天难上,梁州路已遥。泯嶓蟠北戒,江汉导南条”(《梁州》)等,成为描写汉中风光的佳句名篇。

当代汉中是名副其实的诗书之乡。王蓬的小说、李汉荣的散文、刁永泉的诗歌、周竞的故事,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多彩的艺术

汉中具有丰厚的艺术土壤和浓烈的艺术气氛。在这片沟壑纵横、山清水秀的土地上,书法、绘画、戏曲、摄影、民间文艺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京剧《定军山》,就是根据发生在汉中的历史故事改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汉中红星歌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歌剧《吹鼓手招亲》被全国几十家剧团搬上舞台,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代表汉中舞台艺术最高水平的歌剧《红梅岭》,曾以陕西省的作品晋京演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友好人士,将汉中定格在摄影镜头下之后,20世纪中后期,汉中先后涌现出牛力、李魁元、马瑞萍、董连山、李仁义、雍严格等有影响力的摄影家。牛力的《古城遗韵》和《家园记忆》,李魁元的《汉中流韵》,党红的《情系巴山》,杨钧的《广角·微距汉中》等摄影图册,美化了汉中的艺术画廊。

汉中艺术的源头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考古发现的上古时代陶器上的装饰图案和青铜器的纹饰就是精美的绘画作品;人面形陶壶、兽头尖底瓶等器物的造型、眉目、神态即极具艺术吸引力。中古时代以“石门十三品”和《郙阁颂》等为代表的摩崖石刻,更是孕育了汉中的书画传统和书画人。北宋文同,南宋高焘、雍巘、张通等,是古代汉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画家。近现代以来,汉中书画艺术界人才济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世镗、徐泽生、陈毅等书法家脱颖而出。王世镗章草书法及其论述深得于右任先生推重;陈毅以行书见长,与康有为齐名,时人有“南康北陈”之誉;徐泽生书法尤重骨力神韵。抗战时期来汉中的画家孙竹青和郭登岑,曾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当代书法篆刻家魏俊初、张文德、李白瑜、何挺警、陈竹朋、徐毓泉、徐永锡、丁绍光、钟林元等名扬海内外。长安画派著名画家方济众,在画坛影响重大;高裕德注重写生训练,是典型的学院派国画家;赵世钧书画兼擅,其花鸟画创作成就令人瞩目;许自彬主创国画山水,是方济众之后赋予汉中山水新鲜诗意的代表性人物。而张重光、李永夫、潘云海、文杰等的油画则各具特色。

(三)多元的宗教

古代汉中民族众多,人民迁徙频繁,成为各种宗教生长和传播的乐土。汉中先民随周武王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即具宗教雏形。后世,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东正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徳教)、白莲教,都曾在这里传教授徒。在这片开放包容的土地上,曾经寺观庙堂林立、高士大师会聚、男女信徒云集。

道教策源地  道教源于古代的神仙信仰、方仙之术和黄老学说。汉中是道教发源地之一,李八百、唐公房、郑子真、杨王孙等道教早期人物在汉中均有活动。传统理论认为,早期道教两大门派之一的五斗米道,在东汉顺帝时由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道陵创立于西蜀鹤鸣山(一说鹄鸣山,在今四川大邑县境内),而任继愈在其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指出,张道陵创立道教之说源于其孙张鲁在汉中掌握权力以后人们的迎合附会,五斗米教实由张修在东汉中平元年(184)之前创立于汉中,《老子想尔注》亦由张鲁所注而托名张道陵。东汉末,张鲁在汉中传布五斗米道(天师道),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推行“诚信不欺诈”、“为病者请祷”、“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的教义,“雄踞巴、汉垂三十年”。(《三国志·张鲁传》)一千多年后,中共领袖毛泽东将张鲁“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等措施诠释为人民公社的“历史来源”。建安二十年(215)张鲁投降后,不下20万汉中人先后被迁徙至三辅(今陕西关中一带)和洛邺(今河南境内),天师道因而传播至西北和中原,随后又向江南流播。   

佛教兴盛地  南郑县龙岗寺出土的文物证明,佛教至迟在南北朝时即传入汉中。唐代,汉中的佛寺建设和崇佛活动达到鼎盛。褒城县(今勉县东褒城镇)崇庆寺、打钟寺、延庆寺,南郑县(今汉中市)乾明寺、莲花寺、龙兴寺,兴州(今略阳县)灵岩寺,洋州(今洋县)醴泉寺、朝阳寺、崇法院、法轮院(开明寺)、智果寺等远近闻名、香客如云。唐初,著名高僧唐三藏曾来汉中从空、景等大师礼佛诵经。大历年间在洋县崇法院修行的高僧法照被尊推为“莲宗四祖”。贞观年间禅宗牛头宗的创始人法融创建的崇庆寺(牛头寺)和后蜀广政年间新罗国(今韩国)僧人挂锡的南郑中梁山乾明寺,宋时被誉为“剑外丛林,……与此为盛”。从宋代到清代,汉中城镇乡村的大小佛寺相继修建,禅院林立,梵音缭绕。明代,洋县智果寺和褒城云雾寺曾获朝廷赐经。南宋时汉中净明寺,元代洋县良马寺、汉中宝峰寺,明代南郑圣水寺等著名寺院保留至今。

基督教活跃地  汉中的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两个派别。天主教自明崇祯年间传入汉中,此后长期占据重要地位。法国传教士方德望在城固县小寨建立的天主教堂是陕南第一座天主教堂。嗣后,天主教传教和开办医院、学校的活动先后进入洋县、略阳、沔县(今勉县西)、宁羌州(今宁强县)等地。光绪十三年(1887)正式成立陕南天主教区,统管汉中、安康两地教务,首任主教为罗马圣伯多禄修道院安廷相,从而促进了天主教在汉中的快速发展。用宁强“燕子碥教案”赔款在汉中城西大街兴建的天主教堂,是汉中当时最高大富丽的建筑。基督新教于清光绪年间传入汉中,先后在南郑、洋县、城固、西乡、镇巴等地设立礼拜堂、福音堂,教徒虽不及天主教多,但“亦渐见繁庶”,形成规模。有的教堂在传教的同时还开办学校,如汉中市区严志小学、镇巴平安女校、西乡福音小学、洋县培灵小学等。1950年3月汉中还曾经开办基督教神学院。

伊斯兰教寻祖地   北宋末年,伴随众多回民定居略阳,伊斯兰教相应传入汉中。元末明初,一些回民中的外地商人或卸任官员来汉中定居。明代,汉中城内太古石巷和西乡、略阳等地相继建清真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甘肃河州穆斯林、卡迪林耶派支系大拱北门宦创始人祁静一辗转来到西乡传教,归真后就地入葬。现在,西乡县鹿龄寺成为陕、甘、宁、青、新疆等地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东乡族教徒瞻拜教祖祁静一之地。清光绪年间,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今沙特阿拉伯希贾兹境内,是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发祥地)学者穆拉德来汉中讲学,因病逝世,安葬于汉中东关塔儿巷回民大坟园,成为汉中又一处伊斯兰教纪念地。

(四)先进的科技

汉中的科学技术源远流长。从远古的陶器、青铜器烧制,谷、稻种植,上古的路桥开凿架设、运输工具改造,到随后的民间造纸、堰渠修筑、农产品改良加工和工业品制造,无不显现出汉中人的勤劳、智慧和敢于创新。一系列科技文明成果的出现,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早期的科技  汉中科技的萌芽植根于石器的打制、陶器的烧制、装饰品的磨制和青铜器的铸造。大约在七八千年前,汉中人的祖先即能将粗糙的石器打磨使之光滑锋利,掌握了陶器烧制技术,并在陶器上描绘、雕刻图案,制作玉、骨、绿松石装饰品。西乡县何家湾遗址出土的距今6000多年的骨雕人头像和骨管线雕三面人像,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骨雕人像;城固县宝山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窑因采用环形火道,火焰不直接接触器物而被誉为“中华第一窑”。汉中青铜器不单制作精美,而且在器形、纹饰、铭文上都反映了当时很高的技术水平。

建筑、机械技术  古代汉中的建筑机械技术在全国处于前列。公元前451年汉中人修筑南郑城,而当时全国的城池只有几十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勉县出土的东汉早期的灰陶四合院建筑群模型,在汉中城内发掘的汉代的陶制井圈和排水管道,说明当时汉中已有先进的城市建设技术。战国时,自关中穿越秦岭、巴山,跨过龙门山的千里栈道,因其技术难度大、畅通度高,而“使天下皆畏秦”;东汉时,又用“火焚水淬”法凿通了褒谷口石门隧道,成就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开凿的穿山通车隧道。随后,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汉中发明的连弩和木牛流马制造术等,在提高军事效能的同时,更把先进的运输技术惠及民间。

水利工程技术  汉中水资源丰富,水利灌溉工程历史悠久。最迟在东汉早期,汉中已经有人工修建的水库;《水经注》等史籍中有汉中七女池、明月池、美农池的记载,显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中的农田水利以陂池灌溉为主。相传汉初即创修了山河堰、五门堰和杨填堰,明清以后还有了金洋堰、班公堰、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等。其中,山河堰拦褒水筑堰,堰体以“巨石为主,锁石为辅,横以大木,植以长桩,列为井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汉中府水利》),十分坚固,其工程之巨大、设施之精巧、管理制度之周密,至清代仍令人惊叹。五门堰引湑水灌田,渠首横列五门,过水渠道凿斗山之麓而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的大型蓄水工程石门水库,技术先进,蓄水1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达45万亩。

农业技术  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汉中自古农业技术发达。早在7000多年前,汉中境内已有水稻种植,汉代出现稻田养鱼。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汉中地区农科所、农技站赵志杰、张效忠等人对水稻传统栽培技术进行改良,先后引进杂交水稻及“温室育小苗,秧田寄插培育壮苗”的两段育秧技术,将水稻栽培技术和亩产提到了一个新阶段。汉中至迟在西周初年已有“贡茶”生产和人工种植的茶园。唐代陆羽《茶经》将梁州(汉中)划归全国八大茶区之一的山南茶区,谓“梁州生褒城、金牛二县山谷”,即今汉中、南郑、勉县、宁强一带出产茶叶。宋代,朝廷在兴元府(今汉中)设立茶马司,以巴蜀、汉中之茶与陇右易马,进行“茶马贸易”。20世纪八九十年代,程纯、蔡如桂、王国志等茶叶专家,研制出了“秦巴雾毫”、“午子仙毫”、“汉水银梭”、“定军茗眉”、“宁强雀舌”等多个名茶品牌,获得了广泛认可和赞誉。此外,汉中的桑蚕、橘柑、生姜生产栽培技术也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篇章。

国防及现代工业技术  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以来,汉中成为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和陕西省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1984年这类企业达到21个。陕西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的“运八”飞机,是90年代最大的中型中程运输飞机,1984年首飞西藏拉萨成功,改变了国产飞机不能进藏的历史。千山电子仪器厂研制的TP-1调频磁带记录仪、华燕仪表厂生产的桡性陀螺,都在一个时期居领先地位。此外,燎原机械制造公司、南峰机械厂、航空硬质合金工具公司、秦峰航空液压公司等企业,亦有多项先进的军工及民用产品生产。地方工业产品开发研制和新兴产业科研上也取得成果。汉中变压器厂在同类企业中率先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其自主开发研制的电压等级为110KV及以下、容量为90000KVA及以下的各种变压器和真空净油机,在国内外市场获得高度认可;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在降压、降脂、定眩、定风和治疗胆道系统疾患等方面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研发、生产上获得5项发明专利。陕西理工学院开发的太阳能吸收式制冷设备研究开发项目,以太阳能为驱动能源,采取吸收式制冷循环实现制冷,使低成本、高环保制冷空调成为现实;采用“超高温竖窑生产烧结板状刚玉的工艺方法”生产的烧结板刚玉产品替代了进口,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外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长期高价垄断。

(五)纷杂的习俗

《隋书·地理志》曰:“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馈,宾旅聚会,有甚于三元。”《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三《述均州风俗》曰:“汉中风俗与汝南同,有汉、江川泽山林,少原隰,多以刀耕火种。人性刚烈躁急,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 这是古人对古代汉中从自然环境和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特点、饮食习惯等方面的概括,当今仍有遗痕。汉中的岁时节令习俗表现为每个节日都有一定的祭祀对象和基本仪式。有春节、二月二(旧历)、三月三、三月二十八、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腊八、腊月二十三等节日,中秋节祭月,腊月二十三祭灶神。集市是农村集贸的主要形式,集市交易日常伴有庙会。有“百日集”、隔日集或三日集。

汉中人的衣着追求新颖、讲究时尚。但在山区农村,中年以上男女还有以黑、白布或黑色丝帕缠头现象。饮食习惯平川地区以大米、小麦面食物为主,山区以小麦面、玉米、洋芋食物为主;面皮、菜豆腐、浆水面、醪糟、黄酒为特色饮食;山区地方的腊肉、略阳的罐罐茶、宁强的核桃馍、城固的红豆腐亦颇出名。住宅选择地基、讲究朝向,大多依山傍水、同姓同村而居。过去住宅以土木结构的“一字形”、“曲尺形”、“一正两厦”为常见,现在砖混结构的二至三层楼房逐渐增多;在谷狭沟深的地方,仍有半悬空的吊脚木楼。过去出行常用的肩舆、滑竿、轿子已不再见,代之以自行车、摩托车和乘坐公共汽车。

婚嫁“送八字”,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象仍有,但已不居主导地位;定婚、过彩礼、办喜宴在城乡仍广泛流行。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汉中城乡一对夫妇多数只生育一胎,但重男轻女现象在城乡均未绝迹。丧葬习俗中的厚葬之风逐渐改变,平川地区多为火葬,山区多为土葬,葬仪均有简化,请僧道、乐队者不多。民间禁忌在弱化,巫术、占忌在信仰成分之外具有了娱乐性。

 

 

 

三、汉中文化的显著特点

 

历史渊源和自然环境,决定了汉中文化根基牢固、兼融包容和读书人温文尔雅、淡泊名利、注重节操等特点。

(一)根基牢固,枝繁叶茂

汉中是夏、商、周三代的“王化”之区和春秋战国时秦、蜀、楚的争夺地带,接受先进文化很早。汉中及汉水中上游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这种兼融南北文化的特色,造就了汉中人温文尔雅、儒道互补的君子性格,恰如《中庸》所云:“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国之强也,而君子居之。”

自西汉首任汉中郡守田叔之后,汉中进入了“世修文教,有俶傥之士,异人并挺”(《华阳国志》卷二)的时代。史载,田叔“学黄老术”,本身就是一位学者。在他之后,古代汉中有众多的官员致力于文化教育。北魏梁州刺史寇俊立学校,教以礼让,数年之中,风俗顿革。中晚唐十多位宰相级的人物如权德舆、裴度、李德裕、令狐楚先后出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兼兴元府长官,在他们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文人墨客,促进了汉中文化面貌的改观。荥阳人郑余庆、郑瀚父子先后于宪宗和文宗时出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兼兴元府长官,二人都饱读诗书,具有儒者气象、学者风范、长者胸怀,前后相继,在汉中办学兴文,繁荣文化。宋神宗熙宁年间,担任兴元府尹的文同发现,汉中经济繁荣,教育文化落后,于是上《奏为乞置兴元府府学教授状》,呼吁改变汉中府学落寞简陋的办学条件,设学官,支持兴元府“司理参军”潘行兼任府学教授,为学生“讲说经艺,教其对答大义,诱掖后进,孜孜不卷。日授月试,皆有条绪”,府学面貌大变,声誉日高。

明朝寰宇一统,文运宏开,非常重视学校建设,洪武五年﹙1372﹚汉中知府费震,在元朝府学旧址上重建,“以立教事”,发展文化,其后汉中府学多次重修扩建。在明代汉中教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府学教授方孝孺发挥了不可没灭的作用。方孝孺于洪武十五年﹙1382﹚任汉中府学教授,“昧爽为诸生讲解文义,至暮无惰容”(清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九),经常黎明即起,讲学授教,汉中学子,“至今犹彬彬向学,代不乏人,先生之所遗教者远矣。”(明·徐用检《方公祠记》)方孝孺在“靖难之役”中百折不屈,慨然就戮!万历年间汉中知府项思教建方正学祠于文庙左侧,祠堂的一幅楹联表达了汉中人对方孝孺的敬重与怀念:“在当时称为正学先生,如公不愧;问今世犹有读书种子,是谁之功!”方孝孺凛然正气、力学笃行的品德和醇深雄迈、博学能文的修养,对汉中教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因为有寇俊、郑余庆、文同、方孝孺等一代一代显宦鸿儒的努力,使汉中的文化教育薪火得以传递。

(二)秦陇蜀楚,兼收并包

在中国古代,北方和南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政治地位、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不同。以传说中黄帝炎帝部落主要活动区域和夏商周三代立国范围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形成的中原文化,是当时的主体文化。此外,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留下的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江、汉、淮水之间以古代楚人为主的族群留下的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楚文化,西部地区古代氐、羌族人留下的主要分布在陇南、川西北地区的氐羌文化和其他各种形态的文化也异常活跃。地处中国西部南北分界线秦岭之南、长江最大支流汉水的上游的汉中,成为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氐羌文化的过渡地带和交汇地,具“地形连楚阔,山势入秦豪”(唐·崔觐《兴元》)、“风气兼南北,语音杂秦蜀”(清道光《宁羌州志》卷三)之特点。

汉中乃禹之后裔褒氏封地、西周王朝之“南国”、秦早期置县建郡地之一、西汉王朝之发祥地,受中原文化熏染最早最浓,被誉为“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华阳国志》卷一)。同时,古人谓汉中“分野与巴、蜀同占”(《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当巴、蜀之捍蔽”(《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在古籍中,“巴、蜀、汉中”常作为一个词组或短语出现。从行政隶属考查,自东周初期褒国灭亡至战国初期秦筑城南郑的近300年间,汉中长期为蜀国所有。尔后,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十三州部,汉中与四川同属益州刺史部始,汉中在大多数时候与后来划归四川的区域在同一行政辖区内,就在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设立陕西行中书省后,汉中的褒城以西仍属四川行省,直至明洪武三年(1370)汉中全境始属陕西。因而,前人多谓汉中文化接近四川,北宋文同以“(兴元)山川人物、土风次第,皆与东西二川大抵相类”,南宋陆游谓“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章南郑咏叹“渝舞气豪传汉俗”等皆属此类。

汉中在古代除长期与巴蜀为一体外,与楚地也有割不断的关系。“汉中”之名最早即出现于楚,一些古籍和今人的文章甚至说今天的汉中曾属于楚。尽管楚国的疆域从未囊括今天的汉中地区,但楚地西部的大片土地曾与汉中为一体却是史实。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秦所置汉中郡,辖区就包括了楚故汉中郡丹阳(今陕西、河南二省间丹水以北地区)一带六百里之地;嗣后,治所设于汉水上游的两汉的汉中郡、唐初的山南道辖区均涵盖到汉水中游的襄阳(今属湖北);在东晋南北朝的200多年混战中,梁州刺史常常屯魏兴(今陕西安康市西北)、驻襄阳,汉中与楚地西北地区不得不结为一体;加之汉中与楚同在汉水流域,在古代又同属于“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史记·货殖列传》)的地区,汉中“染楚俗最早”则势所必然。

自夏商至西汉,今天汉中西部的宁强、略阳属于汉武帝所置之武都郡,为氐民族聚居区,自东汉中期至南北朝,氐羌人屡屡攻入汉中川道,或杀人越货,或据地称王,或与其他政权、民族作战,故史家谓汉中“氐敌接畛,又为威御之镇”(《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南北朝时氐人杨文弘在略阳建立的武兴国,更是存在了70多年。这些历史事件,使汉中西部打上了浓厚的氐羌文化烙印。虽然隋唐以后氐羌人已经逐步融入或退出了汉中,但文化一旦形成则有稳定性和传承性。

近代以来的考古也证实,汉水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同,但它却影响到周边地区;汉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先民们与海岱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的先民们共同具有的“灵龟”观念,在说明汉中产龟的同时,更体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对汉中的影响。而“宝山文化”与蜀地宝墩文化、三星推文化、十二桥文化,与宜昌路家河二期遗存(鄂西巴文化),与甘肃东部寺洼文化,与宝鸡(弓鱼)国的关系,更充分地展现了汉中文化广泛接纳、四方传播的开放与包容。

(三)人心淡泊,士重节操

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汉中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自给能力强,最易“死于安乐”。“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鱼,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隋书·地理志上》),能“食必兼肉”的人,容易满足现状,追求自然会少。汉中的地理位置、生活条件和道风熏染,造就了汉中人的淡泊、“廉让”。汉有郑子真“秉箕颍之操”、卫衡“公车三征不应”、杨王孙“应至人之概”、唐公房“白日升天”、祝龟“以著述终”;唐有陈七子隐居嶓台山,“家在碧潭深处住”,崔觐“为儒不乐仕进,以耕稼为业”;宋有张伯威“隐而不仕,号‘无辩居士’”,雍冲避“元祐党人”之祸、隐居不仕;元有林东“不乐仕进”、“穷约自甘”;明有虞英虽进士出身,博学善词翰,但以泉石自娱,不事显达;清代的李柏、岳震川、陈毅等也倾向于隐遁。汉中人淡泊退让、看重节操,不以功名利禄为念的特点十分明显。久之,外籍退隐之士也愿选择汉中作为回归山林、体味自然之地。如元代眉州青神人蒲道元弃官不就,徙居南郑,“饮酒赋诗而卒”;明末清初新繁(今成都新都)人费经虞祖孙三代居汉中以讲学授徒为业。

汉中士人一旦跻身官场,大都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当今汉中人往往以西汉武帝时开拓西域的张骞和东汉顺帝、冲帝、质帝三朝太尉李固作为本地勇敢无畏的代表人物,其实在张骞和李固之前的城固人邓公,也是一位文武兼资、直言敢谏的杰出人才。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是吴楚七国蓄谋已久的阴谋,但景帝却处斩了建议“削藩”的晁错,面对皇帝的淫威和七国的攻势,无人敢言真相,只有邓公直言不讳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史记·袁盎晁错列传》)邓公的慷慨直言,不仅让景帝醒悟,也为朝廷最终平叛贡献了智慧和力量。邓公的刚正得到了朝野的景仰,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邓公、张骞、李固之后,东汉陈雅的率直亢尽,宋代雍冲的直言无忌、周道的不阿时好,明朱绶的清廉正直和不受宦官刘瑾拉拢的“行人”(进士出身掌管捧节奉使之事的官员)张羽、勇于弹劾奸臣魏忠贤的谏官李遇知,也都青史留名,为后世效法。

(四)人才辈出,代有俊豪

古代汉中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史载,两汉时汉中“世修文教”、“群儒修业”,除邓公、张骞、李固外,汉光禄大夫张猛、凉州刺史张则、广汉太守赵瑶、司隶校尉李法、上计吏程苞、曹魏河南尹李胜、北周骠骑大将军赵江等,也是两汉南北朝时卓有建树的人物。唐以降汉中有所沉寂,但唐文宗时起居郎崔觐,宋“擿奸发伏”的招抚使王大才,明大理卿张羽、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李遇知、时称“宗匠”的庶吉士刘勉、江西巡抚张凤翮,元仁宗时宰相李孟仍堪称翘楚。自唐武德五年(622)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汉中进士及第134人,他们是汉中读书人的骄傲。清康熙八年(1669)汉中知府钟琇创办的兴元书院,为汉中培养了大批文化贤良。乾隆至嘉庆年间,汉中出现了刘天宠、陈洪范、严公均、张宏振、岳震川、王擅魁、严庆云、田種玉治学群体,于史学、经学研究名震一时,陈洪范《皇清经世解》、岳震川《增删春秋三传合纂读本》、田種玉《大学通》、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乃代表著作。

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经过并短期存放汉中、国民政府许多军政机构驻汉中和西北联大迁址汉中办学等事件,使汉中成为近代文化重镇。童颜舒、高建瓴、陈才芳、刘元吉于经史研究饶有贡献;王榘、朱存诚、蓝培原、刘次枫、薛祥绥、傅鹤峰、黎琴南于教育科学尽心竭力;刘宝锷、康宝忠、廖左明活跃于社会领域;康耀辰、安汉致力于实业兴邦;王世镗、陆费逵在文化艺术界遐迩闻名。康宝忠《社会学讲义》、《伦理学》、《中国法制史》,童颜舒《禹贡通释》,高建瓴《十三经精义》,陈才芳《思痛录》,康耀辰《乐山杂著》、《梁山化石考察记》,安汉《黎坪垦区调查报告》,刘元吉《洋县志备考》,薛祥绥《论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和黎锦熙《方志今议》等,是社会学、经学、史学、地方志方面的重要著作。

当代汉中,孕育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著名学者、诗人陈迈子,著名植物学家秦官属,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著名岩土工程专家、“陈正汉理论”创立人陈正汉等文化巨擘。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李蒸,2010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著名金属学材料科学家师昌绪,“蒋介石的干儿子”、北京机械学院教师(迁址汉中期间)康国雄等,也是汉中走出的学问大家、文化名流。在地方文化研究领域,陈显远、张仁镜、郭荣章、王复忱老一辈学者成果丰硕、受人景仰。陈显远《汉中史迹杂考》、《汉中碑石》,郭荣章《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石门石刻大全》等著作,于汉中文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后起者则有刘清河、李锐、郭鹏、马强、冯岁平、梁中效、左汤泉、李青石等人。王蓬的小说、散文,李汉荣的散文、新诗,刁永泉的诗歌,周竞的故事,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汉中文化在具有诸多特点和优势的同时,也有其缺点和不足,主要体现在独立性不强、群体性很弱、影响力有限等方面。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加之人口流动频繁等因素,汉中从古至今基本没有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群体,文人活动、文化发展基本属于松散、自流状态。自唐代以后,特别是唐代至明代,汉中人在文坛缺乏领军人物,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理论和派别,也基本无汉中文化因素。有些在汉中已经成熟的文化现象,因为群体效应不显或后继力量不足等原因,最终也未能彰显汉中之名。北宋文同画墨竹的风格和声誉形成于汉中,但后世却以他未能到任的湖州太守官衔而誉其为“湖州画派”(或曰“湖州竹派”)的代表就是一个例证。此外,汉中人的狭隘思想和想当然、自以为是的意识,也影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本文参考了马强、梁中效、左汤泉先生的文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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